1996年5月初，陆定一在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让所有的独裁专制者胆颤心惊的话语：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第二天，陆定一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去世。去世后，陆定一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在此十三年前，在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顾问之时，陆定一为无锡梅村泰伯庙写下了匾额。陆定一手书的“泰伯庙”三字，至今在无锡梅村泰伯庙的正门之上。

      陆定一说要让孩子上学，是要人们成为有学识的人，而陆定一说要让人民说话，是要人们在有学识的基础之上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的利益诉求。这也正是吴泰伯开创江南，启蒙人民，造福人民的真实写照。吴泰伯奔荆立国，让人们学习文明，给江南带来了文明，并按照文明的要求，做文明事，更不会野蛮打压人们的文明表达，吴字的本义就是大声地喊。吴人自然是以开口说话为自己的使命，不让人民说话，不让吴人说话，这必然悖逆吴氏文化的基本内核，而让人民说话，言论自由，则是吴氏文化的亮丽展现。

      改革开放后，陆定一认为，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陆定一强调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认为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为此，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表明了，陆定一的政治观点是“让人民知道”，而不是封人民耳目。

陆定一不仅主张不以消息封锁来封堵人民的耳目，而且主张不以谣言谎言封堵人民的耳目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可见，陆定一主张启迪明智，而不是蒙蔽人民，这与佛陀的旨义相同，佛的目的与要求也同样是增长人们的智慧与见识与知识，给人间带来光明。这是品德高尚的充分表现，只有品德恶劣的人，才会希望别的人是愚昧蒙蔽的。而品德与志行高尚的陆定一，为吴泰伯故里的泰伯庙题写门匾，即是泰伯庙的光荣，也是一种缘份，因为物以类聚，只有品性相近的人，才会在某些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陆定一认为"自由"是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明文界定了的。这些人类的宿求，也成为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27年当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1906年6月9日出生在无锡西漳，陆定一的故居位于无锡市西河头28号，为清末民初建筑，房屋前后三进，有数十间房屋，带有后花园。1935年，红军长征之时，陆定一当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后写有《金色的鱼钩》一文，入选中学课本。

       八一起义之前，陆定一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发动武装起义，起义之后，陆定一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长征中陆定一写一“布告诗”，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特定用语的。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后又写下《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描写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红军进入川西北后，又写下了《打骑兵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2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在陆定一主持的《解放日报》上，登载了大量抨击独裁专制以虚假民主的文章社论。

        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等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不能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